怎样用有限的资金帮助更多人?有效利他主义(Effective Altruism,简称“EA”)正是从这一简单问题出发,促使人们比较不同慈善项目的效果,从捐赠蚊帐、预防疟疾,到后来投入数亿美元研究AI安全。
SBF与FTX的崩塌,曾让这场运动陷入信任危机。近期,AI研究员辞职、安全评估机构以及捐赠网络引发的争议,再次将EA推至风口浪尖。当一些人将防止AI毁灭人类视为最值得投入的事业时,他们的判断如何影响研究方向和资金分配?这其中又涉及哪些利益与权力问题?
在本期节目的上篇,我们通过科技记者Afra的视角,了解到EA如何从一场讨论“怎样更有效地做好事”的运动,逐渐影响了当今的AI研究、资金流向,甚至政治议程。而这些思想之所以能产生如今的影响力,离不开背后巨额资金的支撑。
所以在节目的下篇,硅谷101对话了其中一位重要的捐赠者——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 Buterin。他曾在2021年向多家慈善机构捐出一批加密货币,用于疫情救助、全球健康和科研等领域。其中捐给未来生命研究所(FLI)的部分,据他回忆大约兑现了4-6亿美元。FLI也明确表示,Vitalik是该机构迄今最大的捐赠者。然而后续FLI的关注方向发生了变化:从研究所有对抗人类存在性风险的领域,转向全力押注AI安全这一个方向,并越来越走向政策行动。

Vitalik在节目中告诉我们,他尝试过与FLI沟通,希望对方拓展关注领域,但FLI拒绝了,这成为他们分歧的起点。在他看来,EA的思想在人对抗自然(man v.s nature)的领域非常有效,但踏入与人博弈(man v.s man)的领域时,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。
Vitalik认为,AI是否存在毁灭人类的风险,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;不同立场的人对Anthropic的安全哲学存在不同质疑,甚至在EA内部,也存在支持Anthropic和反对Anthropic的两个人群;面对科技的进步与种种未知风险,他总结出了一套d/acc(防御性加速主义)思想,主张优先发展能保护人、分散权力的技术,例如网络安全、疫苗和空气过滤,提高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。
以下是这次对话内容的精选:
01
Vitalik谈AI风险:
是否成立还有太多不确定的点
Yiwen:你最初接触EA是什么原因?当时是什么吸引了你?
Vitalik:我第一次听到理性主义和EA这两个概念,可能是2013年和2015年之间,那个时候两个都很早期。Eliezer Yudkowsky是在理性主义那边的,他有一个博客叫LessWrong,写过很多很多的文章,叫The Sequences(系列文章),他们在谈关于物理学、道德等所有有意思的话题。
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这群人有说到: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做的慈善,大家的目的是非常好的,大家的心是非常好的,但是大部分的效率是很低的。他们在那个时候讨论了很多在非洲健康的话题。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统计数字:如果你用(那个时候的)2000美元给一些非常穷的非洲国家的人买蚊帐,就可以防护很多人不让他们得疟疾,你每付2000美元,就可以救一个人的命。
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,那我自己也必须花自己的钱到这样的地方。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,以太币涨了10倍,于是我把一小部分的以太币卖掉了,捐给那些组织。

药浸蚊帐是全球抗疟最有效的干预手段之一,也是EA"蚊帐时期"的标志物 图片来源:President's Malaria Initiative(公有领域)
Yiwen:你开始关注EA的时候,对AI安全的思考是什么样的?你当时捐款、去接触一些组织,它们对于AI安全的涉猎大概是怎样的情况?
Vitalik:那个时候,我关于AI安全的思想还是非常抽象的。我知道了AI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,有可能他们说的是真的,有可能AI的安全就会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。但是不管这个可能性是100%还是0.1%,在那个时候,思考这些话题和研究这些话题的人非常非常少。
2015年,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AI是几乎不存在的。我们2018年担心的所谓的AI,可能就是摄像头和带有AI辅助的数字监控。2020年到2023年之间,GPT-3出来的时候就改变了非常多,AI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话题。到ChatGPT出来了,我们开始理解:有可能AI真的会发展得非常非常快,AI也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。
2022年之前,唯一的答案就是你怎么能多帮助研究,人类知道得更多,那对我们更好。但是2022年之后就变了,从一个抽象的话题,变成了一个具体的话题。
泓君:你会担心AI的安全问题吗?
Vitalik:大家问我P(doom)(人类灭绝的概率)——AI或者其他的风险会完全毁灭我们的世界、人类会不存在的概率——我会说0.1。我为什么说0.1?为什么不说0.03?为什么不说0.3?其实说得更明确是很难的,因为我从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,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点。
第一,AI的发展会多快?有可能到达大家说的所谓的AGI,会需要10年,也可能300年。
第二,Yudkowsky说的alignment problem(对齐问题)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?会不会这个问题很简单地自己就解决了?举个例子:那时候我们做一个非常聪明的AI,我们跟它说希望有一个没有癌症的世界,这个AI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整个世界毁灭了,把所有人都杀了。其实如果你现在跟Claude和GPT和现代的AI说话,你就知道,现在的AI比较了解语境,它们了解我们的含义——这是10年前比较难预测的一个变化。
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意味着对齐问题就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问Yudkowsky:你看现在的AI,如果你跟它们说要治癌症,它们就不会完全毁灭这个世界,那是不是对齐的问题解决了?他会说:并不会。这个问题只是对齐问题的一小部分,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,还有很多的我们完全没有解决、完全不知道的风险。这里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多。
第三,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。因为现在有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公司都在做AI。在一个竞争的情况下,大家有不同的目的,大家同时希望有安全,大家也希望自己赢了。如果比如在AI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,同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出来了,那可能最危险的并不是因为什么技术的问题,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,大家会最不思考安全,只会思考“自己赢是最重要的”。
所以就是有技术的不确定性,乘以另外一个技术的不确定性,乘以政治的不确定性,再乘以更多更多。AI是不是对我们真的会危险,是非常难预测的。
02
Vitalik的捐赠:
狗狗币、疫情与分歧
泓君:我注意到,您在2021年5月12号,应该是同时捐赠了非常多的EA组织;在2017年,捐赠了尤德考斯基当时创建的机器智能研究所(MIRI)这些组织。可不可以讲一下,在2021年的那一天,您在捐赠很多组织的时候,当时你在想什么?你是怎么样做出这个捐赠的决定的?
Vitalik: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玩的。2020年的时候,狗狗币非常成功,大家都开始发自己的狗狗币,其中最大的就是Shiba Inu(柴犬币/SHIB)。

柴犬币SHIB官方标志,诞生于2020年8月,发行量为1000万亿,2021年5月初,柴犬币价格剧烈上涨引发市场关注。图片来源:shib.io
他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:他们把他们的币的supply(代币供应量)的一半,放在我的钱包里。那个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,所以我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做。但是有一天我发现,这些币的市值就真的到了80亿,真的非常非常夸张。所以我就选择了:那好吧,它们有可能一周之内市值变得那么高,但可能一周之后这个泡沫就会被炸了,它们会再次变得很低。
我做了很多很复杂的工作,把那些狗狗币拿出来了,一开始我把它们快速地卖成了以太币,大概我赚了可能7000万美元的以太币。我把大部分捐给了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(抗疟疾基金会),就是买蚊帐的组织。这个钱可能是我能够拿出来的最多的钱,那应该给一个比较安全的、无争议的组织。我也给了一些其他的longevity(长寿健康)的组织。
因为我的市场深度不够,流动性不足以让我卖掉那么多的狗狗币,所以我卖成以太币之后,还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狗狗币。所以我就决定了:那好吧,可能现在这些币都会跌得很快、跌得很惨,我还是把我剩下的币捐给一些其他的、我觉得比较好的组织,如果他们自己卖掉的时候能拿到一点点,那就好。在我的思想里,他们最多能拿到可能是2000多万美元。
所以我把一半给印度的一个抗COVID的组织CryptoCOVID Relief,另外一半给了FLI(未来生命研究所)。FLI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研究、开始对抗所有existential risk(可能终结人类的风险)的组织。他们研究每一种大的风险,比如生物相关的、AI相关的、核战争相关的风险。他们跟我介绍了他们的一个计划,告诉我他们理论上能达到最多一个亿,但是2000万他们也能做非常多。所以我说,那好吧,我给你们我的柴犬币。
三个月之后,我发现那些狗狗币并没有跌。第一个组织CryptoCOVID Relief卖完了这些币,拿到了4.7亿美元。我不知道FLI具体拿到了多少,有可能4个亿,有可能6个亿。
完全超出我的想象,如果我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,我做的事情会非常非常不一样。所以我下一年跟CryptoCOVID那个组织的Sandeep聊天了,说服了他把他的钱的一半还给我,然后我们开始做自己的一些抗疫情的工作,包括研究过滤器、紫外光、口罩、还有长新冠的研究,我们捐给了一些开源疫苗的公司,一个是RADVAC(开源鼻喷疫苗项目),一个是PopVax(印度生物技术公司)。
大概2022年初,大家都觉得COVID结束了,所以我们开始对抗所有的空气传播疾病。我们用了两个亿就做了非常多。Sandeep用了他的2.7亿,可以说是升级了印度的整个医疗制造能力。
大概在这个时候,GPT-3出来了之后,FLI的思想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第一,他们从关心所有的existential risk,变成了只关心AI;第二,他们从一个研究的态度,变成了一个政治行动的态度。他们开始用一个很具体的策略,开始思考应该支持哪些法律、应该支持哪些政客。他们开始做很多我要么不认同、要么是我不会用自己的钱去做的事情。
我跟他们沟通了两三次,我跟他们说了我原来的目标是支持所有对抗存在性风险的领域,我希望他们扩大范围。但是他们拒绝了,他们要把他们的钱都放到一个以AI为中心和以政策为中心的方向。同时他们呼吁的那些法律也开始出来了,很多a16z和硅谷的投资者很不开心,他们开始把AI安全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,这大概是从2023年的时候开始的。
03
从救助生命到影响政策
EA的思想还有效吗?
泓君:你觉得现在你的这些想法有变化吗?怎么捐、以及如何捐?包括其实捐赠以后,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在发生变化——AI在迅速地成长,他们把这个钱投入的方向,跟开始我们想去非洲治愈疾病的初衷会不太一样。
Vitalik:我觉得EA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,就是neglectedness(被忽视程度),它的意思是:有没有其他的人已经在做?大概10年前我认为,每一个EA和理性主义相关的领域,在当时都是非常被忽视的。
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子的。现在AI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话题,还有长寿健康这个话题。而全球公共卫生其实2025年的时候受了很大的伤害——因为Elon Musk做的那些、和美国的一个政治变化,他们之前支持了很多公共卫生相关的项目,很快就停了,制造了更多的问题。所以对全球公共卫生,我觉得现在变得更重要了,是一个非常值得支持的话题。
但大部分其他的领域并不是被忽略了。不是因为投入的资源太少,而是处理的方法有误,所需的解决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也并不是一个研究的问题,真的开始变成一个政策问题。但是政策的问题一个最大的挑战,就是你很难知道一个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。所以政策的问题跟之前EA的人思考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因为之前的EA平常会思考的问题就是:如果你捐给机构A,你可能会救10个人的命;如果你捐给机构B,你会救100个人的命。你的挑战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10、哪个是100。但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,因为你在支持一个政策,那个政策有可能会有好的效果,也有可能会有坏的效果,其实都不知道哪个效果是好的、哪个效果是坏的,这是很复杂的。
这个政策有一些直接的效果,就是它怎么直接影响那些公司的激励;它也有一些间接影响。比如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比较公开地花5个亿去支持一些政治话题,其他人可能会很不开心,他们会觉得“有一个土豪在影响我们的政治”,而这个AI安全的议程,他们会觉得是一个只有土豪思考的东西。所以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开始反对AI安全。
这是一个man v.s man(人与人对抗)的问题,是特别复杂的,因为你在对抗的那个挑战,是跟你一样聪明的。我觉得EA的思想,在man v.s nature(人对抗自然)的这些领域是非常管用的,但是在man v.s man时就变得复杂很多。
04
Anthropic的安全哲学
为何遭受质疑?
泓君:归纳总结一下,硅谷有这样几个大的派系:EA、理性主义、还有以Andreessen Horowitz(a16z)为代表的e/acc,它是AI加速主义。现在应该主要是这三大AI流派。还有你的d/acc。
Vitalik:我可能会说:第一是支持Anthropic的EA,第二是离Anthropic更远的EA,第三还有PauseAI(“暂停AI”运动)。PauseAI是更偏向民粹一点的,他们是更愿意跟一些更主流的人合作,他们也更愿意直接说所有的理性主义和AI是不好的。第四就是e/acc,包括Jeff Bezos,还有a16z。
理性主义者他们的位置现在是很有意思的。他们有很多人,思想也是很不一样的,但是他们也会觉得他们和EA是类似的——当然也有很多很重要的区别。如果你现在看到理性主义的人和一些新闻,你会发现差距是很大的。
泓君:刚刚你提到有支持Anthropic的EA和反对Anthropic的EA,这部分可以展开讲讲吗?这两类人是有什么样观点上的不一样?
Vitalik:支持Anthropic的EA会说:AI是很危险的,但是不做AI是不可能的,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团队、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国家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:如果一个公司有好人,应该由这个好的公司赢。因为它们在赢的时候,至少会有更好的原则,在最需要的时候会花更多的精力把AI做得好。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方面,你也可以说Anthropic就是比OpenAI更好。你看到OpenAI的那些内斗,你看它核心的人的思想和思维是什么样子的;至少应该保证“希望人类醒来的人”会掌握最强大的AI——这就是Anthropic。这些人也会说,Anthropic真的在做非常多的安全相关的研究。
关于Anthropic的一个联合创始人Chris Olah,我有一个好玩的故事:我和Chris Olah在多伦多读过一所非常小的私立学校,叫Abelard School,它一共有45个人。我上九年级的时候,他在十一年级。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计算机科学、关于数学的东西。其实我开始用Linux、我开始非常支持开源的一个原因就是他。我觉得至少Anthropic的这位联合创始人是一个好人。
那反对Anthropic的观点,第一就是它刺激了AI竞赛,把AI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很多。
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:OpenAI其实愿意把AI的发展做得慢一点,所以他们24年、25年的时候,没有把所有的资源放到做更好的前沿模型上,他们开始做Sora这种视频生成模型,还开始做更多小项目。然后今年初Mythos出来了,Mythos出来之前我觉得我们都会觉得GPT是最强的,就是我们都会默认用GPT的。但是有了Mythos和Fable之后,真的感觉到Anthropic是走在前面创造的人,很多人开始用Claude了。那个时候,OpenAI就把他们很多业余项目关掉了,开始加速,专注做